9月，重庆一名2岁2个月大的幼童从18楼家中阳台坠亡。事发时，父亲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，短暂外出遛狗。警方认定该事件属于意外事故，不予刑事立案，但告知家属可提起民事诉讼。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魏甜律师。围绕母亲能否起诉父亲、赔偿如何实现，婚内侵权救济的制度模糊再次引发关注。魏甜认为该案核心难题在于，母亲告父亲，赔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追责的惩戒与补偿功能容易被制度性消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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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甜指出，生命权是最高位阶的人格权，不因侵权人与受害人存在亲子关系而降低保护标准。父亲将2岁幼童独自留在家中，属于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失行为，该过失与孩子坠亡之间具有因果联系，民事侵权责任难以否定。

但现实中，父亲本身也是受害者，承受失去孩子的精神痛苦与自责。母亲若选择追责，可能面临家庭破裂、亲属非议、社会舆论等压力；若选择不追责，又可能被认为是对孩子生命权的漠视。法律不能替家庭作出情感选择。

警方对意外事件的定性，仅阻却刑事责任的追究，并不免除民事赔偿责任。孩子母亲作为第一顺位权利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。魏甜认为，侵权人与权利主张人处于同一家庭内部，如果母亲选择不追究，司法机关不会主动判令父亲承担赔偿责任。民事追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内部的意愿与情感博弈。法律给了母亲“可以告”的权利，但“告不告”最终取决于母亲自己的选择。

本案真正的法律困境在于，母亲要告父亲，面临的是我国婚内侵权救济的制度性模糊地带。法律虽然赋予母亲“可以起诉”的资格，却未提供一条清晰、通畅的诉讼路径。魏甜分析，遭受人身损害的直接主体是坠亡的幼童本人，而非孩子母亲。母亲作为近亲属主张赔偿，其请求权基础是《民法典》关于侵害生命权导致近亲属损害的规定。但侵权人父亲与权利请求人母亲系夫妻关系，处于同一家庭内部。婚姻存续期间的侵权赔偿，面临“钱从左口袋进右口袋”的现实难题。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，父亲赔偿给母亲的钱，本质上仍是家庭共同财产的一部分，这导致赔偿的惩戒与补偿功能被制度性消解。母亲告父亲，赔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成为追责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。

魏甜认为，《民法典》侵权责任编应独立适用于婚内侵权情形。侵权责任属于独立的法律概念，不应因侵权人与受害人存在亲属关系而对侵权责任进行模糊处理。夫妻共同财产制下，仍有夫妻个人财产存在的空间。侵权方的个人财产应作为赔偿来源，赔偿款应归入受害方配偶的个人财产；若个人财产不足，可支持受害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。即使同为监护人，一方因过错导致子女死亡，另一方仍可基于自身遭受的损害向其追责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尊重家庭伦理的同时，守住生命权保护的法律底线，并为婚内侵权救济提供一条可操作的制度出路。

魏甜表示，本案中，孩子母亲告父亲的权利存在，但赔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现实，让权利实现面临结构性障碍。法律需要在婚内侵权与夫妻共同财产之间划出清晰边界，让赔偿真正落到受害方个人财产上，避免责任被共同财产稀释。

来源：极目新闻（记者：孙婷婷）